计算机863考什么(百年党史关键词 - -863-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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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计划

1986年2月的一个夜晚,中科院学部委员、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来到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科院宿舍区,敲开了中科院学部委员、光学家王大珩家的门。陈芳允和王大珩不会想到,他们当晚的谈话翻开了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战略眼光:4位科学家联名提出建议

登门到访的陈芳允带着几分忧虑,因为他之前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会议时,虽然听到大多数专家认为应尽快采取对策,积极主动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但是也听到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当时经济实力薄弱,在科技发展方面应采取“拿来主义”,先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他担心这种论调会对国家科技发展大局产生不利影响,这次造访就是要与王大珩就此交换意见。

在发展高科技方面,王大珩和陈芳允都认为,时不我待,中国必须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发展自己的高技术。他们的判断既源于中国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又源于对当时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的准确认知和对当时国际竞争格局的深刻把握。

20世纪80年代初,以高技术发展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变化。为了适应和迎接科技革命的挑战,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寻找对策和出路,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技术的发展成为首选。

当夜的长谈让两位科学家取得了更多共识,他们一致认为,面对世界科技的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中国必须尽快提出自己的高科技发展计划,并决心就此直接提出相关建议。约1个月后,由王大珩执笔,陈芳允参与修改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完成。他们将该建议送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过目并赢得二人高度认同、支持。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4位中科院学部委员联名提出了这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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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四位科学家(左起:陈芳允、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据新华网)

科技强国:“863”计划迅速出台

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就4位科学家的建议作出批示,指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并指示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邓小平还在批示中要求,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国务院旋即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召开讨论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相关部门组织了200多位专家,进行全面、严格的论证,最终形成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纲要》旨在通过集中部分精干科技力量,在几个重要高技术领域瞄准世界前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带动相关领域科学技术进步,造就一批新一代高水平技术人才,为未来形成高技术产业准备条件,为20世纪末特别是21世纪初中国经济和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和国防安全创造条件。为此,有关方面根据国际发展趋势和国内现状,选择了大力推进的若干重点领域并从中确定了一系列研究主题方向。

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纲要》。1987年,《纲要》正式实施。一幅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的宏伟蓝图展现在人们面前,它召唤激励、组织动员科技战线努力奋斗,开创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新局面。由于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提出建议的时间和邓小平作出批示的时间都在1986年3月,这个计划又被称作“863”计划。

30年奋斗:高科技发展硕果累累

曙光超级计算机、数字化家庭样板间、星载合成孔径雷达天线模型、焊接机器人、消防机器人……这些是2001年“863”计划15周年成就展推出的展品。数天内,展览吸引了约20万人次前来参观,琳琅满目的高科技成果给人们以极大震撼和鼓舞。今天,当我们翻阅当年报道该展览的资料时,依然能分明地感受到这一点,依然能够体会到刚跨入新世纪的国人对国家高科技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欣喜与自豪,对高科技变革未来生活的憧憬与渴望。

“863”计划始终瞄准世界高技术发展前沿,在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高技术领域,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把具有战略性、前沿性、前瞻性的高技术方向作为突破口,集中优势力量,持续攻关,实现了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特别是在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高速信息网络、深海机器人与工业机器人、天地观测系统、海洋观测与探测、新一代核反应堆、超级杂交水稻等方面,大大提升了我国高技术的创新能力。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一批“大国重器”由此诞生:从“神威·太湖之光”超算到高铁列车,从大型盾构机“先行号”到高温气冷核反应堆,从4500米级深海无人遥控潜水器作业系统“海马”号到7000米级载人潜水器“蛟龙”号……“863”计划带动我国高技术研究领域实现由点到面、由跟踪到创新发展的跨越。

2016年,按照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统一部署,“863”计划被纳入新设立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它已成为中国科技自强自立的一段重要历程,30年间取得的科技成就,形成的“公正、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863”精神,始终是推动中国科技强国建设的磅礴动力。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863”“973”退出历史舞台成定局

今天,科技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称,政府将通过撤、并、转等方式,对现有科技计划进行整合,其中就包括人们熟知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这意味着,曾缔造过载人航天、天河系列高性能计算机、超级水稻、深海机器人等一系列科技成果的“863”和“973”等重大科技计划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定局。

早在2014年3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时,有关科研经费分配体系改革,“973”、“863”计划或被取消的说法就不胫而走,引发科技界不小的震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政府的科技计划如何制定,直接关系着我国上千亿元的科研经费蛋糕如何切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设立了星火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火炬计划、“973”计划、行业科研专项等,就是这些计划主导着科研经费蛋糕的分配。科技部科研条件和财务司司长张晓原说,这些计划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些年,科技计划的产出与国家发展的要求相比还远远不够,很多重要领域须需真正具有标志性、带动性,能够解决制约发展“卡脖子”问题的重大科学技术突破。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近些年科研投入规模的不断扩大,科研立项和经费使用中不断暴露出一些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被查、学术明星段振豪锒铛入狱等科研腐败案件一次次拷问着我国现有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谈到科研腐败时曾说,“很痛心,感到错愕愤怒”。如今,他表示,选择此时给成绩斐然的科技计划专项资金体系做大手术,是内在隐疾和外部变化共同推动的结果。

内疾即万钢矛头所指的现有科技计划体制本身,比如,目前在我国有上百个科技计划项目,而直接管理这些项目的国家机关有40多个,管理“九龙治水”、财政资金“天女散花”现象可见一斑。“庞杂的体系,造成了科研项目重复申报、科技计划碎片化等种种弊端。”他说。

这种体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科研项目多头申报、科研人员“跑部钱进”、项目经费缺乏监督等。中国农科院有关负责人曾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该院2012年各研究所申报科研项目渠道平均多达21个,其中来源渠道最广的3个研究所分别为43个、34个和25个。

相应地,科研人员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占全部工作时间的平均比例为51%,其余时间主要用来争取项目资金,参加各类会议、项目中期检查、项目总结验收等事宜。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一些重复低效的“伪创新”,比如发达国家农业科技领域的科研、转化和商业化生产的比例通常为1∶10∶100,我国则为1∶0.7∶100。

这也是万钢所说的“外忧”。他说,近5年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全球展开,从科学到技术到产业到市场,界限越来越模糊,演进的周期越来越快,这就要求我们打破过去的各阶段思维,组织新的研发方式。

到打破各个科技计划之间壁垒的时候了。《方案》要求,政府将科技部管理的“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的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有关部门管理的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进行整合归并,形成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这次改革针对的是所有实行公开竞争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其资金涉及总额将占到中央财政民口科研经费一半以上。按照《方案》里的计划,到2017年,经过3年的改革过渡期,“973”、“863”计划等整合之前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经费渠道将不再保留。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整合后的五类科技计划,分别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以及基地和人才专项。

这五类计划可避免交叉重复,张晓原说,“新设立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将瞄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主要领域的重大、核心、关键科技问题,从基础前沿、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到应用示范进行全链条设计。”

“科研经费的钱袋子真的要大动了!”中国科学院一位研究员在听到这个改革方案后吃了一惊。他说,如果各种科技计划的合并遭到“换汤不换药”的诟病的话,那么政府部门将计划的管理权力交出来,则让我们意识到,我国的科技计划改革真的往前走了一步。

这一步就是,政府不再直接管理科技项目。

根据《方案》,政府将建立由科技部牵头,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参加的科技计划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制定议事规则,负责审议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的布局与设置、重点任务和指南、战略咨询与综合评审委员会的组成、专业机构的遴选择优等事项。而对于具体的科技项目管理,则交给“具备条件的科研管理类事业单位等改造成的规范化项目管理专业机构”。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政府松手,将权力交给“专业机构”,会不会导致从“跑部门”到“跑机构”的异化?如何加强对专业机构的监管,避免权力寻租和黑箱交易?

张晓原说:“政府并非放手不管,而是要与专业机构签订委托协议,并制定规范和统一的项目评审规则。科技部、财政部定期对其履职进行检查、监督和评价,并且建立责任倒查机制,可以说,监管力度是大大加强了。而且专业机构也是动态调整的并接受社会监督。”

随着专业机构的介入,科研经费的动态调整机制也将更加明晰,科技计划专项基金从立项到结项,不再是一成不变,甚至有可能被提前终止。对此,万钢明确提出,动态调整不意味着不允许失败,相反科研领域始终应该宽容失败。

在放了一部分权的同时,科技部则加强对科技计划实施绩效的评估评价和监督检查。值得一提的是,完善科研信用体系建设和“黑名单”制度,建立对主管部门和专业机构工作人员的责任倒查机制,开展“一案双查”,即在查处追究有关承担单位和个人责任的同时,倒查主管部门和专业机构是否存在管理漏洞,是否有工作人员在项目管理中存在渎职或以权谋私等行为。

万钢说,希望以科技计划改革为突破口,带动科技其他方面的改革向纵深推进,从体制机制上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

(来源:2015年1月7日《中国青年报》,原载: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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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63”计划提出至今,中国的高新技术事业已走过了30多个年头。在邓小平的关怀和具体领导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我国高技术产业,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为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为21世纪我国的高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积蓄了知识,培养了人才。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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